主题：[讨论]俞隆?混混?

余能一直在国内踏实做事还是值得鼓励和支持的，一手建立起目前国内最出色的中国爱乐乐团，更多的人都根本不愿或不屑于指挥国内乐团。

我也没有看到证据表明余的道德多么败坏，中国最缺乏的人之一就是能够运作商业业务的人才。虽然感觉余隆个人的指挥能力比邵恩以及汤沐海、陈佐湟等人逊色一些，但他既有指挥水平也有很好的商业运作能力是难能可贵的，这样的人对目前阶段的中国交响乐团的贡献最大，邵、汤、陈都望尘莫及，他们有再高的才华难以在国内发挥。想起余隆说过名义上由陈领导的上海爱乐现在快垮了（不是原话，大概意思），这次感觉余有资格这样说，也有资格为自己领导的中国爱乐自豪。总之现在的事实是，余隆一手建立、运作并领导的中国爱乐乐团是国内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乐团。

余隆后面可能有人，但是否有人、那人对他起多大作用还未见到确凿的证据，凤凰卫视的刘长乐也一定后面有人，刘这样能找到合适的人打破原有僵化的体制发展一个更有生命力的产业和事业的人就是目前国内最需要的人，这个暂且不论。

风气是在竞争运作中形成的，有本事的人没有人支持没法混，那么最需要的就不是有本事的人，而是能够支持有本事的人的人。余隆至少还能支持起一个中国目前相对最好的乐团，当年建团时还能从国交挖来1/3的乐手，说明他领导的乐团能够给与乐手的支持还远胜于国交，没有他中国会失去一个最好的乐团，没有他大批乐手的日子比现在更难过，没有他大批听众会找不到愿意去、有的去也去得起的音乐会听。说明他还不是最“混混”的，或者说是相对最不“混混”的。比余隆更“混混”的是国交的领导，那样的领导自己混日子也让乐手都混日子，国交每场音乐会自费观众不到50人，算上赠票来的总观众也比台上乐手人数多不了几位。

很多国外学成的人不回去都是有道理的，但首先不是风气问题，而是很多国外学成的人都没有改善国内风气的本事，更没有开拓国内市场的本事，学的都是在国内风气改善后、市场发展后才能发挥的本事。余隆也留学过，他能回来，因为他能改善而不是恶化国内的风气，他能开拓而不是缩小国内的市场，他能够建立一支对官方僵化包养有所脱离的乐团，一支能在自由市场中获得一定生命力的乐团，这就是比原来的国交更好的乐团。余隆回来了，建立这样一支乐团，马新桦等留学国外的出色演奏家才能回来在国内乐团任职。余隆不回来，将会有更少而不是更多的留洋中国音乐家回来。一个行当有多少位置是由市场决定的，国家包养的位置再多也没有吸引力，在一个国内市场很小的行当，最能开拓市场、进行市场运作的人就是最能发挥作用的人，就是最能提供职位的人，就是最有价值的人。

总之，风气最差的不是余隆，最“混混”的也不是余隆，风气最差、最“混混”的是国家僵化的文化体制、是普通观众对古典音乐了解甚少没有兴趣，而余隆正是目前在现实中能找到、能存在的相对最能改善这一局面的人之一。

嗯，我觉得郑晓瑛不尽指挥水平不错，而且对乐团运作方面的成就丝毫不亚于余隆。郑的厦门爱乐脱离行政体制的程度似乎比中国爱乐更高，吸引到厦门当地不少民间赞助，还委约作曲家刘湲创作了《土楼回响》、《三峡回响》两部在国内市场比较受欢迎的中国新作品，已在厦门营造出自然、健康的古典音乐氛围，非常难能可贵。郑70岁去厦门爱乐，这几年反而算是郑指挥生涯的黄金时光，也反映出虽然我国很早就培养储备了很多出色的音乐人才，但能够稳定承载出色音乐人才的观众市场直到今日才刚刚开始建立——虽然市场还很初级，但毕竟开始走上正途。稳定、良好的环境正是在大家赚钱中逐渐竞争、整合出来的，赚钱和事业并不必然矛盾，但不让人赚钱的环境从长远来说才是最恶劣的。但郑这样坚定地执著于国内的事业，她证明了国内并不是没有搞事业的空间，证明了通过努力可以开拓出事业的空间。郑这样才是实实在在地真搞事业，而不是口头上表达搞事业的愿望同时又开出一个国内跟本达不到的条件。也就是说，虽然每个人的选择自由理应尊重，但不回国或不回国搞事业也不应完全推诿于客观环境。

国内目前经济条件不足是制约乐团的一大原因，北京和厦门的区别，这我都同意，我也从未否认。但我的观点不涉及北京和厦门具体有什么区别，这跟我的观点没有矛盾。我的观点是：“郑这样坚定地执著于国内的事业，她证明了国内并不是没有搞事业的空间，证明了通过努力可以开拓出事业的空间。郑这样才是实实在在地真搞事业，而不是口头上表达搞事业的愿望同时又开出一个国内跟本达不到的条件。也就是说，虽然每个人的选择自由理应尊重，但不回国或不回国搞事业也不应完全推诿于客观环境。”

我还可以补充一个观点：我们不是救世主，政治家也不是，任何人都不是，我们不能改变的状况政治家更难以能改变，但任何人也都有能力改变一些状况。我们可以不回来搞事业，可以把自己能力和意愿的不足完全推脱为客观环境的恶劣，但我们不能否认有人有能力和意愿回来搞起了事业，不能否认有人证明了客观环境没有恶劣到完全搞不成事业的程度。我们可以说90%的人道德败坏，但我们不能否认道德良好的那10%的人仍有聚集起来搞事业的空间。

比如，北京找不到好乐团可以去厦门找，厦门也找不到好乐团可以自己创办一个，自己创办不了可以去音乐学院教学生，音乐学院条件太差可以去综合大学教学生，综合大学条件也太差可以自己独自教学生，自己独自也教不了学生说明自己还未达到职业音乐家的水平，在国外估计也很难作为职业音乐家混下去。这之中的任何一个层次都是事业，都是有人在搞的事业，依次如余隆、郑小瑛、胡咏言、鲍元恺、于洋等等，他们证明都是搞得下去的事业，自己搞不下去虽有客观因素但决不是全部，也有自己能力和意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