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年萨尔斯堡教堂神甫的施洗记录簿上写道:“尊敬的宫廷乐师莱奥波德·莫扎特先生及夫人玛丽亚·安娜·彼特林之婚生子约翰尼斯·克利斯托穆斯·沃尔夫冈古斯·特奥菲卢斯于1756年元月27日夜8时降生,并于1756年元月28日上午10时……按照天主教礼仪领受圣洗”。当年这个受洗男童的四个庄重的名字中的第一个假如与第三个联系起来,便会使人立刻想到早他7年在法兰克福出生的另一个约翰·沃尔夫冈;假如与第二个名字加在一起,又会使人联想到那位约翰尼斯教父,为了表达对这位教父可爱的学说的敬意,便在他的名字之后加上克里斯托穆斯(“黄金之口”)。四个名字中常用并普遍为人所称道者是最后两个,而第四个名字特奥菲卢斯(上帝之爱)的拉丁文写法是阿马德乌斯(Amadeus),名字的主人一般将它改成“阿马德”(Amade)。
我们应预先说明,本卷《茨温利年鉴》纪念的这位奇特人物是在一个天主教氛围中降生并领受了天主教圣洗的,同样也是在天主教氛围中逝世并接受了天主教的安息祝福的。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成为共济会会员,这对他(并不特别热衷于教会)自认为凡事都可以通过天主教圣事,而且只可能通过这类圣事达到的观点肯定毫无影响。因此,他可能并不喜欢我们新教徒,据说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过分在意我们的宗教了(“其中可能有某些真实性,但我不知道”)!茨温利也许给这位在奇妙的基督教氛围中生活的人指引过一条特殊捷径去接近亲爱的上帝,要知道他甚至也为形形色色虔诚的异教徒确定过这样一些捷径。无论如何,人们必须考虑到,亲爱的上帝有一条接近莫扎特的特殊捷径。“有耳朵可以听的,都听吧!”(可4:9)
不过,人们万万不可以认为,认知我们讨论的人和事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莫扎特丰富多彩的作品与短促而动荡的一生蕴含着一个解不开的算式,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秘密。必须看到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莫扎特的音乐(以及他的音乐所体现的他的人格)至今仍然如此激动人心。
如果谁对莫扎特仅一知半解就试图去讨论他,谁就很容易停留在仅仅用一些溢美之词去赞美他的阶段。基尔克果就是一例。他曾以威胁的口吻扬言,他将游说“从教堂司事到红衣主教的全体神职人员”,敦促他们承认莫扎特胜过所有伟大人物,否则,他将“退出他们的信仰”,与之决裂并建立一个“不仅尊莫扎特为至高至上者,而且只敬奉莫扎特一人”的教派。稳健持重的歌德不也是称莫扎特是音乐中高不可攀的“奇迹”吗?其他无数知名度稍逊的人更是如此,他们在将莫扎特与其前后的大师们作坦诚比较中进行评论时,心中想到的、嘴里说出的不也尽是“绝无仅有的”、“无可比拟的”、“至善至美的”这类词藻吗?当然,这些评价是比较准确的,只是也许有人会问:其本意究竞何在?这就是说,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人们口头上在称颂莫扎特,而意之所瞩却是贝多芬或舒伯特,因为他们的最高成就莫扎特在其晚期创作中早就已经达到了。或者说,在莫扎特早期和中期的创作中就已经表现出了他从音乐上群星灿烂的18世纪所采纳的诸多风格形式中的一种。近代以来,人们作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即对他的全部作品(完全像对待《新约》和《旧约》那样!)就他创作的早期和晚期所接收和吸收的来自多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如来自约·塞·巴赫的儿子们以及约·塞·巴赫本人的影响,来自韩德尔、格鲁克、约瑟夫和米歇尔·海顿以及许许多多当今鲜为人知的德国、意大利及法国的作曲家们的影响。他之“独一无二”是否恰恰在于他不可能、也不想成为革新者、革命者,不可能、也不愿意有任何特别之处,他只能、也希望在他那个时代的音乐长河之中并依靠这条长河而生活和创作?是否恰恰在于他只能、也希望将音乐当作他独有的本己之物而使之发出声响?他之“独一无二”是否恰恰在于他只能、也希望作为学生——正是因此而“无可比拟”地成为大师?这里重要的也许不仅仅是他那个时代的音乐吧?莫扎持早期和晚期作品的那种不容与他人混淆的原初本音是否与音乐之原初本音完全相同?难道他以其超越时间的形式击中和拨动了音乐的此一原初本音?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很难甚至不可能精确地为莫扎特的音乐下定义?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人们在对自己或别人解释莫扎特其人时,便不得不求助于那些无济于事的夸张词藻吗?
有人曾经说,他是一个孩子(甚至是“神性的”孩子),是一个用他的音乐对我们谈话的“永恒的少年”。他令人痛心的短暂生命可能是他获得此一称号的缘由;但还有另一些缘由,这便是他对一切实际事务(根据他姐姐对他的尖刻评语,尤其就他处理婚姻以及一切与钱有关的事情上)所表现出的明显的无知,他在与人交谈时,尤其在信件中总爱发一些幼稚可笑的噱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日仍然如此。最令人惊奇的是,据可靠材料证明,他事实上最爱在严肃工作的时候调笑发噱。倘若人们将他看成是“孩子”(布克哈特曾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这是人们在对他进行思考;倘若他们想到这个真正掌握着艺术技巧并不断以新的创作使之日臻完美的人懂得,不可用他的艺术——真正从未如此!——给他的听众以重负,而是每次都重新让他们参与他自由的、可以说童稚的游戏,那么,他们对他的理解便深入了一步。倘若他们注意到他——如他们所说的——“真正像一个纯洁的孩子那样”能够“一口气地对着我们痛哭,对着我们大笑,而又不容我们询问其原因”,那么对他的理解便又深入了一步。现在,我想提请人们考虑的是,命运恰恰不容许莫扎特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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