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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舒曼 Robert Schumann (1810-1856)

德国著名的音乐家，自幼显露出音乐、诗歌、戏剧等多方面的才华。先学法律，但仍孜孜不倦地学音乐，以至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钢琴家。1830年正式开始了音乐家的生涯。由于急于求成，把手指练坏，转而从事音乐创作和评论。他是浪漫主义音乐成熟时期的代表之一，生性热情敏感，并且有民主主义思想。1834年创办《新音乐杂志》，对改变当时陈腐的音乐空气，促进浪漫艺术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作有许多新颖独特的钢琴名曲如《蝴蝶》、《狂欢节》、《交响练习曲》、《幻想曲集》等，促进了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发展。与妻子克拉拉的结合，一直被人传为美谈，并促使其创作热情空前高涨。1840年写了一百三十八首歌曲，被称为“歌曲文萃”。最著名的有：歌曲集《桃金娘》、《诗人之恋》、《女人的爱情与一生》等。后又写下了四部交响曲，及《a小调钢琴协奏曲》、《曼弗雷德序曲》等杰出的作品。

一、从法律到音乐

舒曼对他的母亲爱得是这么深，以致什么事情他都遵照她的愿望去做，所以舒曼进了莱比锡大学学法律。可是他的母亲并不是一个硬着心肠，一心要把自己的儿子从他热爱的职业上扭转过来的自私的妇女。她不过是想：一个律师能带来安全而舒适的生活，而一个音乐家的生活却是流浪而没有把握的。她总是为她最小和最钟爱的孩子发愁，而且她总是在骇怕、悲伤、郁闷中沉思着。可悲的是：罗伯特继承了他母亲的恐惧心理和梦幻病。当他收到母亲的一封信时，假如开头一段是忧郁的话，他就多少天也不再读下去了，怕它告诉他一些家庭的不幸或死了人的事。虽然他尽责地学习法律，但他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去读浪漫派的诗歌，又跟著名的教师威克（Wieck）学习钢琴，威克的小女儿克拉拉（Clara）九岁就已经是一个音乐会的钢琴家了。甚至当舒曼离开莱比锡到海德堡大学继续学习法律时，他仍继续练他钟爱的钢琴，有时每天达七小时之久。海德堡的生活是快乐的，舒曼交了许多朋友，他们远足游玩、甚至到意大利旅行。可是，他逐渐对法律变得非常憎恶，终于，它恳求母亲让他放弃学法律而去学音乐。最后，母亲同意把决定权留给舒曼的老教师，并写信给威克：“我知道你爱音乐。不要因为你对音乐的爱好为罗伯特求情，而是要考虑他的年龄、他的条件、他的力量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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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世情缘

舒曼非常喜爱儿童。年少时的舒曼，作为学生住宿在他的老师老威克家里，他和威克的女儿——小克拉拉·威克成了最亲密的朋友。他为克拉拉编造游戏和谜语，给她讲鬼的故事。当她进行旅行演出时，他写信给她，说他多么想为她用思想充满一个气球，或捉一些蝴蝶当作他的使者飞到她那儿去。随着克拉拉长成少女，舒曼与克拉拉很自然地从朋友转为恋人。但是老威克不希望女儿嫁给一个音乐家，而在当时，没有父亲的同意，女儿是不能结婚的。但是假如父亲拒绝同意，那青年可以到法庭上诉。假若法庭觉得他的性情很好，也能养活妻子，就会允许结婚。最后，当发现没法改变老人的心时，舒曼上诉法庭并且赢得了克拉拉。1840年，这对历经坎坷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在莱比锡结婚后的头几年，是舒曼一生中最繁忙、最快乐的时候，横溢的创作欲，使舒曼留下了众多的艺术精品。

三、从挫折中奋起

为了弥补在法律学习上所花掉的许多年的时间损失，早日成为杰出的钢琴家，舒曼从早到晚进行腕部和手指练习。他发明了一种用铁锤和滑车构成的装置来加强他中指的力量。可是不但没有加强中指力量，反而造成了中指残废，这种病痛旋即扩展到整个右手。他试了电疗和各种疗法都毫无效果，他的手从此永远丧失了活动能力。舒曼做演技能手或钢琴大师的希望就此破灭，可是他既然放弃了学法律而学音乐，他就不愿再改初衷。也许是贝多芬在失聪状态下仍然创作出不朽精品的经历，对舒曼产生了激励作用，他从钢琴转而进行他过去曾经轻视的对位法和作曲的严格学习。舒曼没有放弃浪漫的音乐概念——感情比形式更重要，但这时他已经年纪较大，他清醒地认识到：一项关于形式的知识能够对音乐中的感情表现起到帮助作用，正如诗人应当懂文法和诗的韵律一样。舒曼有一小笔父亲留下的遗产，不必依靠音乐工作来挣面包和黄油，这对他是有利的。他在兹威考的家里过了一个宁静的冬天，完成了一部交响曲，在克拉拉·威克的一个音乐会里演出后他回到莱比锡，那里对年轻的音乐家同维也纳对老音乐家一样，都是一个伟大的中心。

四、大卫同盟

1833年冬，舒曼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常在晚上到莱比锡小屠夫街三号咖啡树酒馆去聚会，筹划出版《新音乐报》的事。舒曼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即使和知心朋友在一起，也很少说话。对他来说，沉思默想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他在莱比锡交上了一个朋友，名叫亨利埃特·沃伊格特（1808—1839），是个弹得一手好钢琴的女青年。据她告诉德国作曲家陶柏尔特（1811—1891）说，有一个夏天的晚上，她和舒曼一起演奏完音乐后一同泛舟河上，两人默然相对，在船上静静地坐了一小时，临别时舒曼紧握着她的手说：“今天我们有了深刻的相互了解。”舒曼不苟言笑、耽于冥思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他对当时艺术上矫揉造作、墨守成规、粗制滥造的作风十分痛恨，心里有许多话要说；但他喜欢采用的表达方式，是动笔，而不是动嘴。1834年4月3日，《新音乐报》问世，创刊号上刊登了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八世》开场白中的诗句作为题词：

只有那等听客，

他们来到我们戏院只想听浪荡快活戏文

和耍枪弄棒的声音，

只想看身穿镶着黄边的彩袍的丑角，

才定然会感到失望。

通过意味深长的几行古诗，反对浮华庸俗、维护艺术尊严的旨趣，已经昭然而现。舒曼为《新音乐报》所写的文章里，经常提到“大卫同盟”和它的盟友弗罗雷斯坦与欧塞比乌斯。“大卫同盟”是一个只存在于创始人（舒曼）头脑里的组织。它的产生，一半出于幽默风趣一半出于诗人的幻想。1835年弗罗雷斯坦（舒曼的笔名之一）在《忏悔日星期二的演说》中解说“大卫同盟”的名称说：“大卫的盟友们是注定要消灭音乐和其它方面的一切非利士人的青年和成年人。”非利士人是古代地中海东岸的居民，以思想庸俗、心地狭窄著称。而大卫则是《圣经》中打败非利士人、统一犹太各部落，受到民众爱戴的古代以色列国王。在德语中，非利士人是未受大学教育、过着一般市民生活、庸庸碌碌、墨守成规、心胸狭隘、头脑空洞的人，和具有高尚文化修养、胸怀热忱、奋发有为的人士遥遥相对。舒曼用大卫同盟来代表艺术上的革新派，用非利士人来代表保守分子。大卫同盟的三个主要盟友弗罗雷斯坦、欧塞比乌斯和拉洛，实际上是舒曼常用的三个笔名，代表舒曼性格的矛盾而又统一的三方面：弗罗雷斯坦刚毅果敢，豪放不羁；欧塞比乌斯文质彬彬，富于幻想；拉洛则是两者的折衷。舒曼以理想替代现实，虚构出一个“大卫同盟”，是受了德国浪漫主义小说家霍夫曼（1776-1822）的小说《谢拉皮翁兄弟》的影响。在舒曼的想象里，凡和他志同道合的人，都是大卫同盟的盟友。他在1836年写给他的朋友、德国音乐学家楚卡尔马利奥（1803—1869）的信中说：“大卫同盟意味着一个明智的兄弟会，它羽毛丰满，枝叶茂盛，我希望它能结出黄金之果来。”在舒曼的创作中，大卫同盟的精神是贯穿始终的；我们不仅可以从三十年代的《第一钢琴奏鸣曲》（作品11）中看到弗罗雷斯坦的英雄气概和欧塞比乌斯的诗人气质，就是1848年革命时期所作的四首钢琴进行曲（作品76）和三首男声合唱曲（《武装起来》、《黑、红、金》和《自由之歌》），也还是和大卫同盟针对非利士人的战斗精神一脉相承的。

五、过度的劳累与精神病

写作、教学和作曲的劳累逐渐引发了舒曼的神经病。他睡不着，并且走上一楼以上就头晕。舒曼把他的音乐杂志交给别人编，并放弃他在音乐学院的工作。然后搬到德累斯顿这个比较安静的城市去休息、恢复他的健康。他在德累斯顿住了不久，病情就好得多了。由于他找不到别的适合他的歌剧脚本，就在自己写的脚本《吉诺维瓦》（Genoveva）上创作了他唯一的一部歌剧。那故事是关于巴黎的守护神圣吉那维夫（Genevieve）的。他对这部歌剧比他的其它作品爱得更甚，于是把它送到莱比锡去演出，但是，他的朋友门德尔松当时已去世了，那位新的指挥讲了许多次诺言、借口、拖延，终于没有演出。最后，舒曼到莱比锡自己组织了演出。但没有得到伟大的成功。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由于夏天天热，人们宁愿到树林里去而不愿到音乐厅里去。虽然经过这次失望，他还是创作了两部伟大的交响曲和一些最精致的室内乐和歌曲，但他的身心开始更快地衰竭了。舒曼在家里可以享受到一些快乐，他钟爱的克拉拉会使他高兴起来，而在所有音乐家中最疼爱小孩子的他，已经生了八个子女。他喜欢同他们一起做游戏，每星期他都愿意听克拉拉给他们上课，并从他书桌上的玻璃碗里拿一些便士奖给他们。但是这时当他起来指挥他的乐队时，他会忘记打他的第一拍，而站在那里不动，直到最后乐队只好不等他，自己开始演奏。最后，管弦乐队的领导者们只得试图让他退职去休息。此后，舒曼的健康情况迅速恶化。他的耳朵里总是有一个音鸣响着。他想象贝多芬正在力图用《第五交响曲》第一主题敲门声的节奏在同他说话。他认为舒伯特和门德尔松的灵魂给了他一个音乐主题要他写成一个作品，但他从来也没有完成这一作品。直到舒曼逝世后，勃拉姆斯把这个“灵魂主题”写成一首钢琴二重奏，献给了舒曼的女儿朱丽叶（Jalie）。意识到自己已经精神错乱的舒曼，在一个冬日跳进了莱茵河。得救后他被送到一个私人医院。1856年，舒曼在医院里去世，终年四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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